文坛双璧——
林斤澜与汪曾祺
程绍国
当代的作家和评论家，经常把林斤澜与汪曾祺捆绑起来谈论。见诸文字我所看到的就很多，比如唐达成的、蓝翎的、邓友梅的、孙郁的。何为？我想一是两人非常紧密，出行形影不离；二是两人品行操守有口皆碑；三是两个都是已经“成精”的作家。我说的“成精”是艺术境界已入霄汉，和一般的作家不是一个档次。我就是这样认为。鲁迅、沈从文、曹禺、肖红、孙犁“成精”了，林斤澜与汪曾祺也“成精”了。有的作家喧嚣，人气极旺，但我觉得还没“成精”。当然精怪也有大小之分，比如鲁迅是大精怪，孙犁就是小精怪；被人承认为精怪也有迟早之分，有的很快就有人喝彩，有的一下看不清，慢慢的才被人警觉，称为杰出的作家。精怪也分类，艺术风格也不一样，沈从文和曹禺区别甚大，就是例子。林斤澜与汪曾祺呢，区别也是太大太大。不光是艺术风格，他们的乡情家庭、少年经历、人生遭遇、学养素养、脾性气质……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会决定人生，决定性格，会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美学风格。当然，我这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同，倘若什么都不同，他们就不会成为至交莫逆。许多爱好兴趣、为人品质、对大是大非的看法，还是相当合拍的。这也会在文章中反映出来。大异小同，有著作为证。
老舍年曾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王勇《著名剧作家汪曾祺传略》）老舍说话有分寸，但在这一点上也真叫英明。
刘心武说：“汪曾祺得到了应得的荣誉，而林斤澜还没有。”
这话耐人寻味。
我写这两个“老头儿”，崇敬的心情无法言表。
年12月15日，我到北京，我侥幸和汪曾祺等十二人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这天傍晚，林斤澜对我说：“去，我们到汪曾祺家吃饭。”他说还有几个人，都是他熟悉的。我说不合适，因为连汪曾祺也没见过面。林斤澜说：“咳，汪曾祺你应该认识认识。”我想起年，林斤澜率汪曾祺、邵燕祥、刘心武、从维熙、郑万隆、母国政等北京作家第一次到温州采风。后来林斤澜留下，问我为什么不来接触这些名家。我说没我的事，去套热乎等于是溜须。林斤澜摇头，他似乎对我的年少清高很不以为然。
京城蒲黄榆一幢十二层楼上，开门的是夫人施松卿，林斤澜轻声哈哈哈笑。夫人夸张着学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林斤澜问：“老头呢？”夫人答：“里头坐着。”
汪曾祺的家太小了，太简陋了，过道窄，又阴暗，连墙面都没有粉饰。当下我就想，这是艺术大师的家吗？祖国也太对不起文化人了！——杂乱客厅里，汪曾祺蜷坐沙发一角，脸色灰黑，一动不动。林斤澜和我站在面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一会儿，头微微一转，看我一眼，神情我好像是空气。我知道，他并不欢迎我。林斤澜就介绍了：“他是我家乡的才子，这回和你同榜，明天一起去领奖。”汪曾祺的脸没有什么变化。林斤澜关切地问：“你怎么啦？”汪曾祺答：“拉肚子啦”。他的声音有鸭子般的沙哑。
“几时？”
“一个礼拜。”
“吃药了？”
“中药。”
我发现客厅门上有一块绣着“福”字的红布，而林斤澜家也有一个“福”字，却是纸剪的。林斤澜虽然心脏不佳，可童颜灵鲜，他的“哈哈哈哈”又响又亮，是可以跟姑娘比较的。——汪曾祺这“布”显得憔悴多了。
夫人从一个红布袋中取出几个大桔，一人一个，把一个给了汪曾祺。汪曾祺不拿。他的小女儿汪朝过来，站在面前，要他吃下。汪曾祺不吃，低声说：“医生说，不吃生冷。”女儿说：“你什么都不吃！”汪曾祺还是低声说：“医生说，不吃生冷。”女儿还是要他吃。汪曾祺眼看地下，说：“我刚吃了中药……”气氛似乎有些僵。这时林斤澜的“哈哈”声起。又冲着汪曾祺说：“你先拿来嘛！”汪曾祺便把桔子拿来，放在披着绣花土布的茶几上。
两人谈到贾平凹。他们都称“平凹”，不称“贾平凹”。他们到西安的时候，贾平凹很高兴，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来，吃饭。汪曾祺曾称贾平凹为“奇才”，林斤澜曾当面指出贾平凹小说的缺点。“平凹小说不留空白，仿佛格子上填满了字。”汪曾祺没有读过《废都》，但他这会儿了解一些情况，有关方面对《废都》有动作。林斤澜读过，当汪曾祺问到底怎么样，林斤澜基本肯定《废都》，但说：“何必这样写性，授人以柄。”只见汪曾祺拉下脸来，很难受似地说：“他是咎由自取！”但，他们还在议论，大意是泱泱大国应该容得下一二部《废都》。
又聊到梁实秋——当时大陆有“梁实秋热”，两位并不看好梁实秋(尽管梁实秋是林斤澜的老师)，只见汪曾祺咬着牙说：“还雅舍嘞！”
门响，小说家、《中国作家》编辑许谋清和《辽宁青年》的女编辑西茹来了，接着《当代作家评论》林建法和《人民日报》王必胜来了。林建法帮着摆桌设杯，夫人端上火锅，许谋清把自己买来的鸡爪什么的摆上了。大家围上桌，开箸。短矬爽直的许谋清一人说三人的话，多是发泄对《中国作家》一位副主编的不满，说是成心要打压他。林斤澜给许谋清的话进行“修剪”，好像是说许谋清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林斤澜给人“修剪”的时候并不多，不同意别人意见的时候，一般总是说：“哈哈，这样说啊？你这样说啊？”足见许谋清和他非常熟悉。夫人说：“某某某我看起来也挺好的。”对这个，汪曾祺一言不发，他问女编辑就姓西吗？西茹说是的。“那你就是西餐，”汪曾祺笑着说道。他很少吃东西，偶尔说几句类似警句的幽默话。夫人递给我一个烧饼，汪曾祺毫无表情地说：“他对烧饼没兴趣，前面那半个还没吃完。”又说：“他吃涮羊肉是内行人，夹出的羊肉还微微有点红。”夫人说：“那不好，不熟的东西据说有涤虫。”
许谋清说他们那里一个老头摸一个年轻女人的屁股，只见夫人笑死了，“哎，哎，这个老头子真坏，真坏……”林斤澜开他们夫妇的玩笑：“你应该说，这个老头子真好。”这时候，汪曾祺面挂微笑，起身步出，一语不发，再无入席，他是自个去睡了。
次日，汪曾祺到《中国作家》受奖。前来颁奖的冯牧、陈荒煤都跟他打招呼，他唯唯。他坐的位置在我的身边，当高洪波用男中音说道：“现在，我以得票多少的顺序，把得奖的作家念一下”的时候，开念第一个名字是“李平”，汪曾祺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我不好转头看他的脸，心想他是不是尴尬了呢。当然，第二个名字就是他了，他的后面还有铁凝、陈国凯、李贯通……
第一次与汪曾祺接触，我的印象是这位大师难懂，与他的作品相反。林斤澜就不一样，平和，亲切，和他相处没有懂不懂的问题；可是，作品就大不同，奇崛，诡怪，深妙，评论家都又着迷又困惑，一般读者当然是云里雾里了。
汪曾祺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小城高邮，林斤澜比汪曾祺小三岁，出生在浙江的温州。都是江南水乡人。高邮在运河边上，高邮还有一个高邮湖。汪曾祺说：“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他对这种水的记忆是十分深刻的。有水就有码头和桥，就有船，就有打鱼人，就有鱼鹰和水鸟。鳜鱼、桂鱼、鳙鱼，虾、蟹……水边还有亭与台，还有庙和庵。他读的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他在《自报家门》中写道：“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着些佛像塑得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还说，“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
汪曾祺的初中“原是一个道观，还保留着一个放生鱼池。池上有飞梁（石桥），一座原来供奉吕洞宾的小楼和一座亭子。亭子四周长满了紫竹（竹竿深紫色）。这种竹子别处少见。学校后面有小河，河边开着野蔷薇。学校挨近东门，……我每天沿着城东的护城河上学、回家，看柳树，看麦田，看河水。”
汪曾祺的祖父“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拔贡是要文章写得好的。听我父亲说，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种章法叫做‘夹凤股’。我不知道是该叫‘夹凤’还是‘夹缝’，当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种‘夹’法。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两千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都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域’。”
祖父“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他爱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喝了酒，常在房里大声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汪曾祺颇为得意地说：“我的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谈四太爷’。”
“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是幼读孔孟之书的，思想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
汪曾祺说，他的父亲“是画家，会刻图章，会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只有几个画友。画友中过从较密的是铁桥，是一个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父亲第二次结婚，娶我的第一个继母，新房里就挂了铁桥的一个条幅，泥金纸，上角画了几枝桃花，两只燕子，款题‘淡如仁兄嘉礼弟铁桥写贺’。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胡来’。”
“花厅是我们这所住宅里最明亮的屋子，南边一溜全是大玻璃窗，听说我父亲年轻时常请一些朋友来，在花厅里喝酒，唱戏，吹弹歌舞……”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学是，国文成绩一直实权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身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大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画过的瀑布。我小时候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园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父亲那么大的人陪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林斤澜的家在百里坊的八仙楼口，百里坊沿河，八仙楼口在八字桥边上。为什么叫八字桥呢，就是两座桥趴在两条河的交汇处。林斤澜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住在离校近的蝉街外祖父家。蝉街边上就是蝉河，当年的温州，有街就有河，街河并行。温州的桥特别多，高公桥，矮凳桥，将军桥，卖麻桥，窦妇桥，道前桥，四顾桥，中山桥，浦桥，新桥，府前桥，水心桥，大洲桥，瞒鼓桥，陡门桥，九山桥，双莲桥，万里桥，河通桥，小南门桥……为什么有那么多桥呢？很简单，因为有那么多河。八字桥北走，是麻行僧街，这条街两百来米。北端，便是淼淼汤汤的瓯江。瓯江水起龙泉，涮过丽水和青田，都是清澈见底的，到了温州城，与东海相吞吐，竟然呈现桔黄色。江心屿就在这里，有说中国四大孤屿：太阳岛，橘子洲头，江心屿，鼓浪屿。鼓浪屿不能算江屿，而海岛是很多的，温州的南麂岛北麂岛都是很美丽的。我认为，温州的江心屿的美当是神州江屿之魁。青翠如黛，唐隋两塔高耸，东西崔嵬似盆景。江心屿观雁山云影昭昭、瓯海潮踪溶溶。
站在八字桥上，能听得到瓯江汹涌，能听得到江心屿边大雁的鸣叫。嗐，近处还有声响，沙沙沙沙，沙沙沙沙，那是蓊蓊郁郁的大榕树（林斤澜小说《赶摆》里叫大青树）掉叶了，叶子在街面石头路上飞舞。因为秋天，起风了。河中唉乃，乡下梧田的“河鳗船”进城了，船里是当年孙权进贡给曹操的那种瓯柑和菱角。敲梆声激越，“奔！奔！”那是长人在唤卖馄饨。间以长音：“油炸果（油条）……”（男声）“纸蓬（当年很厚的一种手纸）”（女声）。
我忽然想，江南水乡——包括温州和高邮，很少出蜂目豺声的人，凶悍生猛的人，也很少出气吞万里如虎的人。所多是平和内敛的人、温敦慈爱的人、聪慧通达的人。
林斤澜的祖父开了一间裁缝店，他还做“银背”的生意。银背就是私人钱庄下的苦力，是银元或铜元的吞与吐、出与纳。吞吐出纳都要靠褡裢或肚兜“背”。背者一要忠诚可靠，二要吃苦耐劳。他的信用很好。他最后的事业是开针具作坊，针具包括钓针鱼钩，这在沿海的温州，是个不小的事业。他有自己的院落，大约六七间房，前院天井大，后院道坛小。我八十年代去过，记得厅堂还宽敞，隐约还有对联（当年没有写传记的打算，没有记下），八仙桌是见不到了，因为早已分住着别的家庭。厅堂好像很杂乱。院落里住着林斤澜侄儿一家四口。
祖父壮年病逝，林斤澜并不认识。祖母曾对林斤澜说祖父的早逝与干银背苦力有关。林斤澜和外祖父相处较多。外祖父姓鲁，没有亲生儿子，义子又不争气，林斤澜说他模样有些像孔乙己。没有妻室。林斤澜便给老人家当孙子。老人家是前清的读书人，他也给林斤澜“上课”。林斤澜回忆道：“老人家爱‘说书’，说《三国》，说《水浒》，也说到《红楼》。但留在我印象里最多的是《水浒》，可能因为当时我不但读《水浒》，也在讲《水浒》”。“到了上中学，我又回到自己家里住，中学又离自家近了。星期日上午也还去上外祖父的《古文观止》，吃一餐饭，喝两杯老酒。外祖父体虚喝鸡汁保养，留下鸡肉和渣供我大嚼。”
林斤澜的九妹林抗说，外祖父有三个女婿，老人家最器重的就是她的父亲。而她的父亲是非常讲究礼节的人，每在外祖父前，必请安垂首，两手贴腿。
和祖父注重利碌不同，林斤澜的父亲林丙坤注重社会理想。他知书达理，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区间口碑甚好。他生前负责拓宽百里坊，竟自动裁缩自己临街的院房。他年创办温州沧河小学，任校长至解放以后，时称“温州教育三巨头”。——年，沧河小学90年校庆，画册上的创办人校长林丙坤像位置显著，面清目炯，英豪之气灼灼。此前有一个座谈会，当年的学生，中国著名版画家赵瑞椿参加，谈及当年林丙坤校长的无私教诲，显得非常激动。另两位有成就的学生，回忆文章中，对林丙坤都有真切动人的回忆。
和汪曾祺不同，林斤澜是一个学科全面发展的“优秀生”，跳过两次级（按理说，不偏科的学生未必有大的出息）。年，芦沟桥炮响，中华危急。14岁的林斤澜血热起来，和几个热血青年一道，要去浙闽边境，抗日去！母亲流泪，可是父亲默许。大敌当前，男儿理当挺身奋起！默许的结果是让外祖父作出决定。林斤澜在《性格》里写道：“母亲带口信去问外祖父。老人家立刻雇了黄包车到我家来，他这些年已很少外出，策杖刚进大门，大家惊呼迎了上去。才坐下，就问去哪里？做什么？……我说先去短期学习，那是有老师有书的，我强调了有书。
外祖父又沉吟一下，和我父母亲说：
‘我看不是去做“不是”，他自己要去就给他去吧。’”
就这样，林斤澜进了粟裕任校长的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这个时候，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
年，温州沦陷。林丙坤带着家小避难永嘉乡下，伪政权要利用他的威望，叫他出来“维持”，他仍然和两个小女儿留下来，避不进城。可是解放以后，年“肃反”，所在派出所一个年轻气盛的警察说他是“三红人物”（国民党、伪政权、共产党时期都风光），不让他辩白，并让他坐竹床凳。竹床凳搁置竹床，是杆状的硬棒，当然不是人坐的，更不是林丙坤坐的。回家以后，深夜，他爬进了自己家的水坞。水坞实是水池，大屋人家用以灭火，高不过肩，他竟这样地活活把自己溺死！
这个时候，林斤澜已从北京人艺转到北京文联，与汪曾祺好熟了。
和林斤澜谈起他的“革命史”，他总是“嗐”一声开篇。似乎是太沉重了。从抗日干部学校出来，到温台山区，明里教书扫盲，暗里做交通员、发展地下武装。之后试图到延安，但重庆受阻。在重庆，他曾给远在新疆的茅盾写信，要求赴疆读书，茅盾回信叫他就近入读。到台湾做地下工作，次年却在“2、28”中被捕。没有枪林弹雨，可有明枪暗箭。明枪来自敌方，暗箭来自党内。挫折，陷阱，阴谋，险象环生，入死出生，痛不欲生。
我觉得，作为作家，一方面，林斤澜少年的学养不及汪曾祺。汪曾祺有一个宁馨、怡性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气氛很能“养”一个艺术的人。而林斤澜兄弟姐妹十人，母亲忙着家庭，父亲忙着学校和社会，虽然在外祖父那里得到一些“文学”，那也是一些浅表式的“说书”。外祖父的妹妹鲁文是个画家，和马孟容、马公愚熟识，她喜欢林斤澜，但也没有手把手地教。“七、七”事变，林斤澜刚刚读完初中三年级便走上社会，这时的汪曾祺已在江阴县南菁中学读了两年的高中。此后两年，汪曾祺辗转淮安中学、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在盐城）、私立扬州中学（迁至高邮）“借读”，硬是把整个中学读完。这以后，年，夏天，汪曾祺由上海转道香港、越南至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老师中有三位优秀的五四作家：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他在西南联大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年，林斤澜抵渝，两年后，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三年，说是读书，可林斤澜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了。那里的老师也“厉害”，梁实秋，焦菊隐，张骏祥，史东山，郑君里，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林斤澜回忆说：“梁实秋教我们《西洋戏剧史》。他讲课只管自讲，从来不问不答。讲到英国说英文，讲到法国说法文，讲到德国说德文。板书也一样，黑板上满是洋文。梁实秋不管学生懂还是不懂。”——林斤澜的意向是学写剧本，这方面没有叫人顶礼膜拜的老师，林斤澜吸收各方面的营养，可也学得泛而不专。不像汪曾祺，把文学艺术的底子打得非常坚实。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汪曾祺离社会较远，几近井底之蛙，家庭和学校，差不多是他少年和青年的全部空间。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平淡了。”——汪曾祺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练达人情、洞明世事，是远远不及林斤澜的。
年，国人仍然饿肚，郭小川好心，叫林斤澜和刘真到西南去，汇同沙汀、艾芜，明里是“深入生活”，暗中介绍信有“寄食分会”云云。概半年时间。临行，林斤澜拜别沈从文，沈从文对林斤澜说：“送你两句话：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林斤澜当时纳闷，这两句话太平常了，什么意思呢？后来的后来才明白，“走万里路”还不是说的经历、经验和经受吗？年3月，林斤澜在温州永嘉，傍晚喝酒，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
“走万里路”也好，“读万卷书”也好，都会在个人的人生中打下烙印，更会在作家的作品中打下烙印。
四十年代，林斤澜和汪曾祺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了。
汪曾祺“在云南住了七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做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各住过年把两年把，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汪曾祺去逛书店，逛裱画店，逛武成路后街两间做锡箔的作坊。“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有大西门一带。……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
这是汪曾祺散文《天地一瞬》中的句子。文章结尾说：“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外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好像不怎么喜欢朱自清，朱自清太严。“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这么回事。”汪曾祺可是不记笔记的。“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曾祺比较欣赏闻一多。“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词，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也喜欢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有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汪曾祺最喜欢的当然是沈从文了。沈从文“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及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他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是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至此，汪曾祺的喜好和品性基本上形成了。名士的派头也出来了。“我在西南联大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一看，是我！”他没有捞上毕业文凭。一是他的英语和体育不及格，当一年后通过了补考，却有了新规定，即给美军当翻译，不去就不给毕业证书。他没有去。他的儿子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中写道：“爸爸……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
已是一个非常率性的人。汪曾祺才华横溢，唯美，崇尚自然，清朗，俊逸，超脱，潇洒，有时显得非常天真。有人说他的思想是接近道家的。汪曾祺本人却认为自己“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点。”他说，“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在《自报家门》、《我是一个中国人》、《西南联大中文系》、《我的创作生涯》中反复引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对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汪曾祺说“这写得实在非常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至。”汪曾祺还说，“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汪曾祺所引是儒家的吗？不是。儒家用仁义道德规划人、驯服人，是非常入世的。孔子生气、赌咒、发誓、骂人，与陶渊明是一类人吗？“吾与点”的例子之所以醒目，恰恰是它的悖儒，是儒家的羊圈里养着一只可爱的老庄的小狗而已。陶渊明悔恨入世，有诗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又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出世确实是他真实的思想，他当然不是儒家的。
汪曾祺是近道的，儒也有一点，佛也有一点。不过道呀儒呀佛呀不提亦罢。一个人总是复杂的，不会有划一的简单，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汪曾祺他反正是比较出世的。他的手与庄子、陶渊明握在一起。他尽管在极少的篇章中有个别“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句子，但他的文章多书写闲适养生：“鳜鱼”、“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烟赋”、“腊梅花”、“紫薇”、“云南茶花”、“草木虫鱼鸟兽”。有的散文题目就是论点：“随遇而安”、“美——生命”、“平心静气”、“富贵闲人，风雅盟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小说的主题也是相似的，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所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汪曾祺就是写自己“右派”岁月“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也说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时正是马铃薯花开，我每次蹚着露水，到实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还说“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又说：“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汪曾祺作品的主题，直接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林斤澜可完全不是这么一种人、这么一种人生态度。八十年代以后作品发挥的感情，是林斤澜内心真正的感情。他社会使命感很强，人民观念很强。举个小例子：年3月，他对我说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很好，还问我能不能借到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我忽然问他：“汪曾祺大概不会看这种书吧。”他答道：“他不会看。”我问这个话是有原由的。年10月，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在温州，夫人对我说：“有一本书叫某某某某某，很有意思，可惜不能借给你看。”我问她：“汪先生看过吗？”答曰：“他可不喜欢这类书。”可是，林斤澜的精神和情感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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