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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统戴老板
年8月15日晚上，52岁的上海人陈映霞，正在自家狭窄的弄堂小房里，给全家布置战斗任务：丈夫去华联商厦抢洗衣机，大儿子去淮海路抢录像机，儿媳妇去第一百货抢鸭绒被，小女儿去徐家汇抢肥皂洗衣粉，她自己去豫园抢金首饰。
“你们要看牢自己的皮夹子，明天务必要买到！”陈映霞大手一挥，宛如指挥战役的将军。
陈映霞一家正在密谋的事情，无数上海家庭也都在紧锣密鼓的策划：越来越多的消息在私下里流传，说是到9月份，街面上所有能买到的商品，都要进行大涨价。弄堂里有邻居耸人听闻地讲道：“现在能买金镯子的钱，到时候只能买金戒指了。”
8月16日一大清早，陈映霞一家就奔赴各条战线，结果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很多商场不到10点就已经卖完全天的货，银行门前更是排起了取款的长队。到了20号，部分商品已全部售罄，到了28号，食盐和火柴需要凭票供应，铝锅甚至要结婚证才能购买。
在上海之外的全国，物价闯关引起的抢购潮也在风风火火地上演。济南有市民用板车运回家公斤盐；广州一女士扛回家10箱洗衣粉，足够五年用；北京一位老师商店去晚了，只抢到盒火柴和够喝一年的酱油。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攒的那些钱，从一本本银行存折，变成了一箱箱消费品。
涨价是那些年的时髦词，一直要等到很多年后，老百姓才能熟练地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通胀。
在日后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中，这一年被重点标记：“年是我国自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之后刚刚攒了些许私人财富的中国人，第一次面临“如何抵御通胀”的这个难题。“理财”这个词汇，对绝大多数人还是完全陌生，他们只能依靠给自己储蓄保值的本能，把平时存在银行里的钱，换成保值的黄金和耐用品，以及短缺的消费品。
抢购商品，上海，年
陈映霞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丈夫在一家国营饭店做厨师，自己在上海家用化学品厂做会计，单位效益都不错，但全家生活节俭，若不是涨价的传言搞的人心惶惶，她也不会有如此魄力，将存折上的钱取出相当一部分，抢购那些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
多亏她的统筹调度，一家人在排了几天队后，终于把抢购清单上那些该买的、不该买的都统统攒齐。不过他们一家人来说，尽管物资短缺的年只是特殊的一年，但这种力图让家庭财富保值的战斗，陈映霞一家还要参与很多次。
在往后的那些年里，中国人的财富跟这个国家一起飞速成长，而管理这些财富的观念和手段，也经历了从懵懂到接受，从时髦到普及，从漠视到主动的种种变化。
01
陈映霞们能有用来排队抢购的钱，还是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个人财产仅限于基本的生活资料，居民跟财富的关系，已经不再是“所有”，更谈不上是一种“权利”，而“管理”这种概念更是彻底湮灭。
从均贫富的社会形态，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条路并不容易。年2月1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59天，《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万元户”的事迹，一石激起千层浪。
主角黄新文，曾因多腌了几桶咸菜，就被批评成“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会儿又推上了风口浪尖。潮水般的信件向他涌来，大江南北数亿农民们将富裕起来的希望，寄托在万元户黄新文身上：有的询问他会不会养河蚌珍珠，有的咨询他如何培植蘑菇……
在那个工人平均工资不到30元，5毛压岁钱就很有面子的年代，有人质疑：“每年收入1万元，肯定是歪门邪道！”
这让黄新文感到惶恐，幸好《人民日报》很快又发表了社论，再次给予舆论支持，公社党委书记也力挺黄新文，鼓励他向乡亲们传播养猪技巧，并规定，凡是年收入过万的家庭，都送一只烧猪以示鼓励。没过多久，公社就送出去二十几只烧猪。
一旦打破了思想桎梏，全国人民致富的积极性就完全被激发了起来。“万元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渐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最强音。河南卖花的陈书奇、广东卖早餐的容志仁、武汉经营百货的谢明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演绎了创富故事。
年宪法改变了只保护“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提法，改为保护“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不过，这一阶段先富起来的人多数来自体制外，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更青睐体制内的稳定，因此对他们既羡慕，又轻蔑。
直到“温州八大王”和傻子瓜子先后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中国人的创富热情才被彻底点燃。不过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里，大家在劳动致富的轨道上一路奔驰，没有渠道去做理财。这个阶段，老百姓就像勤劳的松鼠，源源不断的将劳动所得存入银行。
陈映霞两口子，就属于每月工资存银行的那种。陈映霞所在的单位，生产好几种全国紧俏的商品，效益很不错，加上丈夫常常被私下请去掌勺，收入很不错。陈映霞的大儿子，在大众合资厂工作，每月能存不少钱，儿媳妇的单位虽然效益一般，但胜在工作清闲。
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工家庭，日子过得很是红火，而全国其他几亿个家庭，也在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从年到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元上升到元，翻了三倍多；而居民存款总额却从.6亿元直线飙升至.5亿元，足足翻了18倍。
不过在那个年代，银行几乎是唯一的理财通道，储蓄≈理财，财富升值率≈银行定期利率。
直到今天，储蓄仍然是中国人理财最重要的手段。除了儒家文化里"崇俭黜奢"的传统外，造成这一现象的还有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面对日益增大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的压力，他们需要用储蓄，来对冲未来的风险。
当然，在那个年代，中国人除了银行也没有其他的理财渠道。不过从年开始，陈映霞和丈夫就经常在领工资时，收到一种叫做国库券的东西。这种花花绿绿的纸，长得像人民币，但又不能直接当钱花，陈映霞偶尔在急用钱时，托人按95折换成现金。
国库券宣传画，年
年，中国恢复发行国债，年，国债以国库券的形式向居民开放，这种“有价证券”从此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从刚开始“买的越多越爱国”，到后面单位强制摊派购买，群众对这种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利息不能短期兑现的有价证券又爱又恨。
普通人并不理解这种“有价证券”的历史意义，而敏锐的人，已经嗅到了投资和暴富的机会。
02
年的3月28日，38岁的上海人杨怀定，气哄哄的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了。厂里仓库丢了一批铜，居然就因为他经常给大家散烟，就被保卫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当真贼被抓住的时候，委屈的杨怀定深感“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单位不待也罢。
放下铁饭碗的杨怀定在家躺了两礼拜，琢磨未来该干哪一行。焦躁的他把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都抱回了家，73张报纸把本就逼仄的房间铺的落不下脚。杨怀定很快就在这密密麻麻的资讯里，挖到了金矿：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初中毕业的杨怀定读过茅盾写的《子夜》，明白“凡是交易，就有高低价”的朴素道理。低买高卖就能赚钱，杨怀定想明白就干。4月21日大早，他怀揣之前攒下的两万多块钱，来到银行，以的价格全部买进，几个小时候就以的价格清仓。
杨怀定一天就赚了多块钱，在当时，这个数字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尝到甜头的杨怀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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