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遇之旅（ID:JailbreakTrip）
趟过阶层的河流，需要敢于告别舒适的魄力，勇于做关键选择的睿智，也需要善于向时代借力的智慧，对于普通的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应该有放弃努力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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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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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篇深度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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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有一部电视剧在全国热映——《大江大河》，口碑爆棚。这部片子以三个穷苦的青年人奋斗历程为主线，观众可以透过剧情，看他们从考大学、办窑厂、卖馒头、再到做生意等等，他们一路从底层拾级而上。这种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很恰当的迎合了时代，并受到民间及官方的双重追捧。
看这部剧的同时，不应忽略这个问题：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里，普通的中国人到底有几次能够改变阶层的机会呢？
阶级和阶层，历来都是能够拨弄广大群众神经的词汇。改革开放以前，经过很多年运动的碾压，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组成了“两阶级，一阶层”的格局，梁晓声曾这样比喻：生产力就像一把梳子，在落后的时代，梳齿很少，只能把人群划成几个有限的群体。
但扁平化只是表面的现象，其实底下早已暗流涌动了。年前的群众运动和平均主义，碾碎的只有家庭里所积累的经济资本，而使阶层跃迁的另两个重要的资本（知识资本和政治资本）——正悄无声的沉淀和聚集着。这两种资本，是能在日后成为撬动阶层分化的两种重要元素。
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腾飞的四十年，而阶层也在重塑。革命导师曾经说过：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来的。而人民群众在铸造伟大的时代同时，自己也有7次能够改变自身阶层的机遇，应该说中国在几千年以来，这样高密度跃迁的机遇已经屈指可数了。
四十年过去了，层级早已复杂多变。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宣泄着自己的固化的焦虑，然而那跃迁的秘密却逐渐的在从大众的视野当中褪去，隐藏在亟待填补的干部断层、昼夜不停的印钞水闸、偷摸开工的乡镇作坊、双轨套利的薄纸批文等看似没什么关系的历史的细节中。
穿越阶层的方法，是治愈固化焦虑的一剂良药，看得清楚昨天是怎么发生的，才能够辨得明白未来该怎样前行。
第一次高考归来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年，北岛在年10月，四川达县的钢铁厂里，一名叫罗中立的年轻人在锅炉房辛苦的工作一天后匆匆忙忙的背起画架，抹黑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报名参加了全国的高考。他每一次进城的时候都要走到河边。母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曾经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被剃了阴阳头，她渴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借此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同年，和罗中立一样参加高考的还有万名的考生，例如，在黑龙江插队、日后成了国务委员的王毅，内蒙插队、官至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清。也同样参加了高考，后来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钱颖一说道：我们这代人，就是因为高考而改变了命运。媒体更是说：年，没有冬天。
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历史十分悠久，这是朝堂和民间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就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群向上流动的重要的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通道给所以的读书人希望，它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当时社会的稳定性。在清末，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了，普通人再想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变成了：考大学。
建国前，大学是货真价实的精英事物，各大高校都是自己考录。新中国成立后，各校的招生权被逐步的收回了，先是同一地区联合招生（年），再是大行政区统一招生（年），最后则是全国统一高考（年），直到年高考被废除，此间一共招生万人。
年6月11日，以孔丹为代表的北京四中革命学生，察觉到了大风向发生变化，瞅准了时机给毛主席写信呼吁废除高考。这封信用独特的方式传达给了最高层，随即就登上了6月18日的《人民日报》，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要将高考“扔进垃圾堆”。
于是，所以高校的招生就变成“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凡是走“推荐+批准”的路子的人，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百姓其实心里有数。例如年的王石，从军队复员，回到郑州的铁路局水电段做工人，此时他的父亲在柳州铁路局担任领导。工作仅一年的时间，王石就脱颖而出了，拿了整个郑州局两个推荐上大学名额里的一个。
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抓科教的工作。在8月份时，他组织了30个科学家参加的一个科教工作座的谈会，在会议期间武大教授的言辞非常激烈，狂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并谏言要恢复高考，邓小平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迅速追回已发出去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了高考。
卷子是抽《毛泽东选集》的第五卷印刷的，这种寓意极强的动作属实令人感慨万千。然而恢复了高考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全国的青年都为之振奋了。历史证明了，“开科取士”是稳定知识青年的最佳的手段。在年的时候，这批赶上了改变命运第一次机遇的大学生们，在国庆节阅兵的时候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
年—年上大学的这些人，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在农村有摸爬滚打的经历，身上都有一股韧劲儿，都求知若渴，据同窗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就读的总理，每天都揣着一叠自己做的英文单词的卡片，每当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背一会儿。
时代亏欠了这代人，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将无比丰厚。
十年动乱，国家的人才供应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干部年轻化成了必然趋势。年，陈云提出了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现在，中央、省、地三级的党委主要领导大多是六七十岁。等这些干部离去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现在就应该挑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上来。”
这为那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这些年的大学生们，毕业以后或者下海经商，终成巨贾，又或者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投身文艺，名扬海内。77届、78届等早几批上大学的毕业生，逐渐的占据了社会的最顶尖的资源，学界、政界、商界、文艺界········
从年到年，三年高考录取的人数大概有万左右，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中，是社会上公认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仍是稀缺资源，考上了大学但是依然贫寒的子弟阶层跃迁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当然，在年大学扩招以后，普通的高校就已经很难承担阶层跃迁的职能了，需要、甚至更高的学校，才有机会阶层跃进。
昔日敢于挑战制度的韩寒，也在成年以后写道：“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的改变命运和阶层的窗口期时间不会太长，可能也就是几代人……在几代人以后，社会的阶级就会呈现基本固化，改变命运就会更难……所以趁现在，大家都尼玛自然的吸口气，多吸几口，让自己的排量尽可能的大一些吧。”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昔日带领北京四中的高干子弟呼吁废除高考的孔丹（父亲是中央调查部部长），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是动乱结束之后直接考了社科院研究生，后来做了中信集团董事长；而当年瞎起哄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毫无背景的农民子弟），则坐了15年的牢。
这正像韩寒所总结的那样：成熟的向上流动通道，寒门子弟应该充分的利用，要学别人那样潇洒地弃如敝屣，最终倒霉的都会是自己。
第二次乡镇企业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年
在年的冬天，一个汽配的展销会在山东的胶南县的一个破旧的体育馆里举行了。令人费解的是，体育馆中十分的冷清，但是在体育馆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摊儿却挤满了人，35岁的鲁冠球正在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位顾客，正当他扯着嗓子推销自己家的产品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楼上泼了一盆冷水，把他们浇了个透心凉。
这是在展厅里心生妒忌的同行给他的一个下马威。虽然连他破洞的鞋都被淋湿了，但是鲁冠球依然开心的合不拢嘴。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比馆里的优惠了至少20%，没几天，他就拿到了多万个订单。在那个时，这绝对就是天文数字。
这万只是个开始。在半个世纪后，鲁冠球的小作坊，一步一步的变成了民营汽车零配件的巨头。从小就吃不饱的鲁冠球，完成了一个从农民到企业家的人生跃迁。
农民，在几千年来都是食物链的最末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改变阶层的机会非常少。
年的时候，旨在消灭农民私有制的“合作化”运动兴起，农民加入合作社以后吃大锅饭，集体劳动，全国都兴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禁止农民发展家庭副业、自养牲畜。这股风潮一直持续到了改革开放。生产资料全部都被没收，中国农民传统靠劳动力发家致富的可能性，也被消亡了。
年，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里8个不堪忍受穷苦的村民，用一张生死状撕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道口子，从此农村的生产力便得到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让农民基本温饱，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农民的身份和阶层，而此时，一批农民就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的中期，乡镇企业便借势崛起了。
早在年，鲁冠球就带着同村的6人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在此之前，他曾经进城开过面粉厂，当过铁匠，6年换了7个地方，都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无疾而终了。但是这次，精明的他说服了大队的干部，让他能用农机修配的招牌，大队给鲁冠球记工分，赚的钱都归了大队。
直到年的时候，鲁冠球将修配厂转向汽车零配件，厂子也更名成萧山万向节厂。这时，计划经济的威严还笼罩在我国的上空，想参加汽车展销会但是却拿不到资质，所以他想到了摆地摊儿这个办法。
事情在84年迎来了转机。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地位及含义。将农民联户办、户办的企业和原有的社队集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并要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提出鼓励三者共同发展，并且给予必要的扶持。
在整个乡镇企业的历史中，共有两次大的飞跃期：第一次是在年—年，第二次是在年—年。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就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工业附加值的1/3，除此之外，乡镇企业的崛起还解决了大量农民就业的问题，“到了年前后大概达到了万——万”。
除了鲁冠球，我们还能举出许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的案例。华西村的吴仁宝、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横店集团的徐文荣、温氏集团的温北英······80年代的乡镇企业，给了农民第一次的翻身实现阶层跃迁的一次机会。
这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很多人因此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的跃迁。而随着城镇化的结束，这种机遇可能也成为绝响。
第三次双轨生意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骆一禾，年
综上所述，家庭三大资本中的政治资本和知识资本，在年以前缺乏套现的土壤，但是在80年代，就迎来第一次大规模兑现的高潮：价格双轨制套利。
价格双轨制是80年代特殊的经济制度。79年以后，国家对于原材料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允许生产自销产品，形成了“市场”和“计划”的两个价格。从年提出再到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双规变单轨”，价格双轨制度只存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却催生了一个一夜暴富的阶层：倒爷。
倒爷们利用关系，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供应批条儿，他们用计划内的最低价格买进，再用市场价格卖出，赚取官方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利润差，俗称就是“空手套白狼”。这对于有政治资本积累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给了他们一种合法套现的通道，所以他们开始疯狂复制这种倒卖的通道，赚取暴利。
新华社记者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在天津的一个旅馆里，一个倒腾钢材的“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了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了元；第二名“倒爷”又顺手把提货单卖给了第三名“倒爷”，然后第三名“倒爷”又找到了第四名……最后提货单还没有出旅馆，价格就由每吨的元涨到了每吨元。
80年代靠着倒爷发家致富的人非常多，上到红头批文，下到日用的百货，几乎没什么是不能够拿来倒卖牟利的。
比如年冯仑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他苦于没经费。在临行前，中央体改所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当做是开办费。彩电当时也是很紧俏的商品，一纸批文当然价值不菲。到了海口，冯仑便将1万台彩电批文给了一个外贸公司的老总，外贸公司老总立马就拍出了30万元钱，当时的批文比支票还要好使。
出身交通系统的王石自然也没闲着。年的时候，王石通过从北方倒卖玉米到深圳，在短短数月就赚了万，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是后来创办万科的底子。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王石和冯仑那么“幸运”的，同样加入倒爷行列的柳传志，就被骗子骗了14万，当时他的工资每个月才块钱。
年，《党的建设》这本杂志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时下有句顺口溜：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
倒爷赚取的暴利，归根结底其实还是来自于国家和老百姓。曾经有学者估计：因为价格双轨制而流出的财富高达了几百亿。这是一笔非常让人震惊的财富转移，让一整批人完成了一次阶层的跃迁和原始积累。但是这场财富狂欢，是80年代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最终成为了诸多事件的导火索。
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窗口进行套利，在90年代还会发生许多，甚至到了现在，我们依然还能看见它们的影子。
第四次九二下海40年代全民都扛枪，50年代全民都炼钢，60年代全民都备荒，70年代全民都下乡，80年代全民都下海经商，90年代全民都想把大款当当。
——民谣，年代
年5月的时候，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市长赵明非早上5点起床了，带了两个饭盒、一件夹克、一台收音机/一套牙具和几瓶蜂王浆，在贸易市场旁边摆起了地摊。没有多一会儿，工商局、电视台和派出所的人就来了，吆喝的吆喝，拍摄的拍摄，一起为“市长摆摊”的这场作秀添油加火。
这场真人秀引起不小的轰动，主要因为摆摊的市长是总设计师的外甥女婿，而这个外甥女婿刚在3个多月以前，完成了那场影响广泛的历史南巡。
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清大方向的人早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在年的南巡讲话结束，两个里程碑似的文件《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出台，使年成为了中国公司的元年。10月，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也被写进了党章里，引爆经商热潮。
嗅觉灵敏、资源丰富的官员成了下海经商的主力，包括了：华泰保险的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的创始人毛振华、泰康人寿的创始人陈东升、汇源果汁的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的创始人史玉柱、爱国者集团的总裁冯军、北京中坤集团的董事长黄怒波、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董事长田源……
陈东升给了他们这群人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做“92派”，据统计，在年体制以内官员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数量至少有15万人。
他们在下海经商之前，大多数是在体制内拥有很体面的待遇：汇源的朱新礼是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中诚信的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担任处长，华泰的王梓木是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建业的胡葆森已经是河南外贸部门的正处级干部、中坤的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
他们都放弃了体制内的舒适待遇，很显然他们看到了更丰饶的蜜糖之地。例如，92派下海经商的人多从事金融、房地产等“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业，他们能够巧妙地避免了在纯市场化的行业里面的厮杀。陈东升后来总结的时候说：“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这句话里面，“余威”就是关键词。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是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一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在年左右，北京大学的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复旦大学的青年老师郭广昌就辞职，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公司；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的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的大潮中。
农民在80年代“由农入商”后，知识分子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到市场经济中。这就说明了，年前的“两阶级一阶层”，已有两个群体率先向“私营企业主”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里，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把建国后的中产阶级形成渠道分成三类：专业技术渠道、教育渠道和市场渠道。换言之，这三条渠道就是：学技术、考大学、做生意。其中“做生意”就是最直接的途径，无论你是农民，还是书生，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改变自身阶层。
然而剩下的工人阶级，则需要经历年的国企阵痛和1年的世贸开门，才能成规模的向私营领域转移。在工商鼎盛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
第五次资源巨潮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要求。
——汪海林，著名编剧
在5年的9月，北京SOHO开盘，来自山西的煤老板豪掷了5个亿，买了将近一半的楼盘；在6年，山西煤老板杨三俊联合他的亲友团们，一口气买下了北京二环外的套房子；7年，煤老板耿建平娶妻了，12辆悍马车队简直亮瞎了全国人民；年，柳林的首富邢利斌0万嫁女，陪嫁6辆法拉利。
曾经在历史上聒噪一时的晋商在0年以后再度的崛起，从乔家大院换成了煤老板，暴富是他们身上统一的标签。
有中国富豪杀猪榜美誉的胡润排行榜曾经统计过山西黑金的财富：截至年，山西家庭资产超过万的，共有户，上千万资产的有16户，上亿元资产的有户，其中超过了70%的富豪都是来源自煤焦产业。相比于年，中国城镇的就业人员的年薪平均是7万元。
煤炭，成了山西大地上新的造富的图腾，暴富的神话就像失控的火山口一样不断喷出，洗煤、挖煤、贩煤、运输、设备甚至是路边饭店，也都跟着一起腾飞。因为煤价的疯涨，曾经贫困落后的山西突然就迎来了煤炭行业高歌猛进的十年光景，然而在这背后，正是0年以后中国的第一个工业化的黄金时期。
在1年的时候，加入WTO、制造业崛起、城镇化提速等一系列的因素，推动了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重工业进程，中国对于大宗商品作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以惊人的持续上涨。到9年，中国的钢消费已经占据了世界的50%、铜消费占了36%，铅占41%，铝占41%，锌占了40%，大豆占了24%。
货币对于资源价格的上涨，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加入了WTO以后，国家的外汇储备就从0亿突破到了3万亿美金的价格。以外汇为锚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国内出现货币供给宽松，加速了资产价格的上涨。然而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和周期性的行业，煤炭的价格非常完美的享受到了这一红利。
行业黄金十年的起点是在2年。在2年，国家发文取消了电煤的指导价格，煤炭价格开始迅速的上涨，从0年元每吨，涨到7年的元每吨，甚至年突破元每吨。煤炭行业收入占据GDP比重，也从0年的不到2%，攀升到了年6.5%。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资产价格飙涨。
在黑金狂潮下，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城市也强势的进入大众的视野，并且贡献了无数香艳、权谋、挥霍和暴力的故事。
曾有笔者认识这样的一位煤老板：在90年代承包了国营煤矿的坑口，最初一吨煤只能赚几块钱，在遇到市场谷底后，煤即使白送，也没人愿意收。2年煤价疯涨后，开始日进斗金，6年拒绝了同行以3.6亿收购，9年却被矿难所困扰，最终以13亿的价格卖给了国有煤炭公司。
煤老板的财富故事，在8年曲终人散。这一年，山西襄汾发生了尾矿库溃坝事故，有人遇难身亡，这场事故就是压倒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此后，山西用强力的行政手段进行资源整合，大量煤老板的矿都被国进民退，办矿主体从2多家减少到家，血煤逐渐的退出历史的舞台。
历史的讽刺还在于：众多煤老板被国营煤矿整合时，通常都拿到了一笔丰厚的转让或补偿款，大多数的人转手就去上海或北京买了大量房产，避开了年煤价的暴跌风潮。然而当年那些背景够硬没被整合的煤老板们，反倒在煤价的暴跌中负债累累，甚至没能够熬到供给侧改革的那天。
如果在把视野放到全球中，这波大宗商品超级牛市里的煤老板们和铜老板、钢老板、铝老板等等，是每一个超级经济体崛起以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群体，与之相似的就是美国19世纪诞生的石油富豪阶层。但由于中国制度，他们的影响力、财富额和活跃度却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可类比群体。
所以，随着中国的基建周期面临尾声，和资源领域持续的“大鱼吃小鱼”，矿产老板们野蛮的故事，未来将不会重现。
第六次楼市疯狂我不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房价大幅下降的情况。
——任志强，年10月
1年，《温州晚报》选择8月18号这个吉利的日子，组织了多个温州人，挤满了三节火车的车厢来到了上海，花了三天狂扫多套房子，豪掷了万。
这则消息就像野火一样在温州这个三线的小城市的圈子里传播着，一批接着一批的温州人从此踏上了北上的小火车，6万、0万、1.2亿，持续刷新的金额终于引爆大众的舆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第二年的时候，单单是《温州晚报》组织的购房团，就买掉了上海2.5亿元的几百套的房子。
现在看来，专业炒房团其实就是市场中嗅觉最灵敏的食利者，他们的线索通常都是来自于权威报纸和新闻联播，政策的变化，往往就隐藏在那些公文格式的句子中。
政策的松动始于年的时候。当时为了抵御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私有化、货币化”来推动房产的改革。开启了中国商品房时代，同时又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狂飙猛进，房地产从此便开启了“黄金十年”。
中国历史上最大单一品类的资产价格牛市到来，无数的人被疯涨的房价改变了自身的财富的地位，也同样有着无数的人被疯涨的房价抛落在了时代的火车。
据天风证券的统计，“黄金十年”的数据十分惊人：从年—7年，房地产的投资平均增速了24%，拿地面积平均增速了21.1%，商品房的销售总面积平均增速了20%，新开工的面积平均增速了17%，而同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速只有12%。在此期间，无论是专业炒房团，还是多供一套的普通的老百姓，都获利丰厚。
在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房地产突飞猛进的十年就此告一段落，一二线的城市积累了大量库存，但是随后而来的“四万亿”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绑，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房地产，9年—年之间的房价再次的全面上涨，直到中央连续出台了严厉的调控的政策，才把疯狂之势摁了下去。
从4年到年，中国的GDP水平从16万亿增长到了64万亿，4倍的涨幅，但是大部分的一二线城市房价的涨幅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当然，房地产最后的疯狂还没到来。
年的下半年，央行再次进行了降息，深圳的楼市率先开始上涨，逐步蔓延到了京沪等地。在年的9月30号，央行降低了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在4个月之后更是降低到了20%，去库存的号角开始吹响了，楼市烈火烹油。再到年，一二线溢出的资金和棚改货币化一道，疯狂地涌入了二三四线的城市，此时全国都呈现了燎原的态势。
如果说以前的房价是从1涨到了5，那么这次的房价就是从5涨到了10，涨幅虽没有之前的可观，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更加的巨大：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按揭余额就在年突破了10万亿，在年达到了14万亿，年更是达到19万亿。这些持续增加的负债，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压缩居民的消费空间。
应该说，无论是不是炒房，凡是在-年这期间购买了多套房的人，都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足以改变很多人的阶层。
东亚经济圈对于房子的热爱是有目共睹的，韩国、日本、香港、台湾都曾经历过房价的疯涨、泡沫、破灭的周期大轮回，大陆群众也没能免俗，并将房子和择偶深度捆绑。电影《甲方乙方》里的刘蓓就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葛优则回答：“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一个开放商曾经总结：在旺季，你想要打出“欢迎温州看房团”的横幅，神经紧张的本地人肯定会来抢；而在淡季，你花钱找一群人在凌晨1点钟去售楼处排队，还在旁边观望的客户就会自觉上钩；在熊市，如果你敢于雇人去砸售楼处，让媒体惊呼“降价巨大引发老业主的不满”，尾盘就会迅速的被清光。
在各种因素下，楼市具备了门槛低（大部分的普通人都可以参加），涨幅大（多数城市的房价涨的幅都超过了10倍），时间长（上涨时间长达二十年），带杠杆（可以方便按揭）等众多的特点。这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价格牛市，也是一场全民都能够参与的资产游戏。
当然了，房价的上涨让所有参与者都获得了财富的增值，但是如果说到改变阶层的程度，可能条件还需进一步的压缩：一二线的城市+3套以上的住房+无负债或少量负债≈从小康阶层跨入了富裕阶层。尽管条件非常的严苛，但是在北上广深的人口有接近1亿的背景下，中国达到这个标准的家庭至少有百万的量级。
如果按照代际的观点来看的话，生于年—1年之前的人可能充分的享受到了房地产大牛市的红利。对于85和90后来说，属于他们的同样级别的机会，可能还要在等上许多许多年。
第七次网络红利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富翁，0年代嫁码农。
——民谣，年
论坛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提问：为什么北京南城房价要远远的低于北城房价呢？一个网友神回复说：因为南城是一个程序员到达不了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有四波创业浪潮，分别是：84派、92派、99派和11派。以BATJ为代表的99派与TMD为代表的11派就是非常典型的“互联网创业家”，两派的创业者都是依托经济发展史第五次经济周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发展。这波技术创新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千年之后转移到了中国。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阶层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例如，美团上市，将近五万的员工里，就造就了个百万富翁。小米上市之后，据说工号0以内的员工都能一次性付清北京的首付，其中一位没有上海户口的老码农松了一口气：0万，小孩子上学是没什么问题了，国际学校一年也就多交30万而已。
早在5年的时候，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一夜之间就造就多个百万富翁，那时百度就仅有个人。年阿里巴巴上市了，号称全球的第一大IPO，史上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市造富运动，这不仅仅让马云荣登了首富的宝座，还成就了上万的百万富翁，直接大幅拉升杭州房价，直逼缺乏互联网匮乏的上海地区。
年后，赴美赴港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更是如过江之鲫，爱奇艺、众安保险、B站、搜狗、映客·、拼多多·、阅文····还有排上日程的滴滴、头条、蚂蚁金服……
中国第一波的互联网创业者多是60后和70后：马云（64年）、丁磊（71年）、李彦宏（68年）。第二波互联网的创业者更多是80后：王兴（79年）、张一鸣（83年）、程维（83年）。第一波的创业者们抓住了互联网普及时期的红利，而第二波的创业者们则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红利。
其实受益的不仅仅是创业者。年，高校陆续开始扩招，计算机专业作为热门的专业，吸纳了大量的人才。高歌猛进的人才培养及互联网公司的腾飞在这20年里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双曲线。大量的资本涌入进来，IT产业化应用的黄金时期，这些全都是推升程序员走上了社会高收入人群的有力推手。
程序员人群的高收入，已经有目共睹。在号称中国硅谷的海淀中关村，有着全国密度最大的高科技企业，独角兽企业也将近百家。20多年前，这里还是荒草丛生，房价也只有两三千块钱。而现如今的海淀黄庄紧邻中关村三小等重点小学的房子，价格已逼近10万/平米。
这个价格，早就超出了普通的工薪阶层的承受范围了。然而互联网公司的码农们，则成了房产中介们最喜爱的人选之一。一个喝着豆浆，拿着热包子，穿着格子衫或者冲锋衣，背着双肩包，在西二旗挤地铁的码农，就是很有可能月薪五万+的人，甚至是手里握着一个价值几百万或更多的股权，瞬间能够秒杀90%以上的北漂人群。
中国的许多行业都享受过“风口”，像煤炭、钢铁、电子、地产、金融等领域。但跟这些领域“老板吃肉，高管喝汤，员工苦逼”的情况不一样的是，互联网在风口浪尖中释放的红利更加的普惠，其主要原因就是互联网是人才密集型的行业，单位密度的产出高，商业模式的杠杆高，激励制度更加合理。
尽管距离中国人合法拥有财富只有短短的四十年时间，但是企业家群体就已经有了oldmoney和newmoney之分了。崛起过程的原罪很少（但不是没有）、创始人的履历透明阳光、企业社会形象健康（当然也有很烂的）、基础员工的收入高的互联网行业，就是中国newmoney的典型代表。
站在当前的时间点上，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已经接近尾声，估值泡沫还没有完全被消化，但是互联网行业的新技术、新模式、新生态仍然层出不穷。所以，只要红利没有到殆尽的那天，那么通过这个行业去实现阶层逆袭的大门，就仍然没关上。
尾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七次阶层跃迁的机遇，迄今为止仍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们把其中的方法论总结为四点：合法通道、制度红利、行业风口和资产红利。
合法通道：在中国，通过考试和读书来改变命运的，仍是能够走通的模式，高考、考研、考公务员都是很成熟的向上通道。在这些通道中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还是要依赖个人的勤奋和智力，虽然受制于社会的舆论，它们的大门会变的很窄，但是也很难被完全关闭。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合法通道是他们改变自身阶层的很重要的一次机遇，应该珍惜。但大部分的学生都没有这样的觉悟，直到很多人在参加工作后才追悔莫及。
制度红利：过去的四十年的时间是一部经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制度的改革史。这就意味着在改革的过程中，总会出现短暂的制度红利需要释放。双轨套利是利用了定价机制的漏洞，然而九二下海和乡镇企业则是抓住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空白期，实现了个人和企业的原始积累。
中国的制度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制度红利的机会还会出现，像农村土地流转、垄断行业准入、国企改革等等，当然，它们给普通人参与的机会也就会越来越少。
行业风口：无论是待遇优厚的程序员，还是财大气粗的煤老板，都受益于自身行业的迅猛发展。俗话说的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择是比努力更重要的。对于两个有相同能力的年轻人来说，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赋予他们的职业回报往往相差了十几倍。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想要依靠行业的红利来穿越阶层，主动寻找有前途的行业，和在一个衰落的行业里摸索折腾，前者的难度可能会更小，成功的机率也回更高。
资产红利：周金涛曾经说过：十年前如果你在中信建投找了份工作不重要，十年前在朝阳门的中信建投证券旁买了一套房子才是真的很重要。资产红利是人们勤奋劳动以外的非常重要的阶级跃迁的通道，至少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如果不主动去参与，不但不能完成阶层的跃迁，甚至还可能有跌落阶层的风险。
在地产牛市临近尾声的时候，普通的中国人还是希望能通过资产红利来跃迁或翻身的，可能只能寄希望于证券市场的长红上，而像比特币这种“机会”，普通人还是不参与的好。
综合来说，在不同的阶段，各要素对人致富的作用不同。计划经济，收入平均化，办乡镇企业填补市场空缺，考大学填补干部空缺，都能获得最大的回报；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下海经商成了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到了新的世纪，选择就开始大于了努力，行业风口及资产升值就比个人的勤奋更重要了。
这些改变命运的机遇，大约每隔5—7年就会出现，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都能离其中的2—3次机遇非常接近。如果一次机遇都没抓住，可能会四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只要抓住了一次就不会被时代抛下；抓住两次，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整个家庭的阶层地位；抓住三次或以上，基本就是国民级的励志故事了。
以许家印为例子：年他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入了武汉钢铁学院（抓住第1次机遇），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了河南的舞阳钢铁。年他又辞职去了国企的工作，来到了深圳下海经商（抓住第4次机遇），在年开始创办了恒大集团，从此专注于房地产行业（抓住第6次机遇）。他连续三次踏准了节奏，所以成了中国的首富。
不过在读这些励志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认知：尽管过去的四十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多数的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其实并没得到改变。
从陋巷的市民，再到艰难经营的街边店主，这并没有改变自身的阶层；从种地的农民，再到富士康的劳工，这也并没有改变自身的阶层；从车间的蓝领工人，到了写字楼中的廉价的白领，一样也没改变自身的阶层。普通人想要改善生活并不是难事，但想改变社会中的位置，几千年以来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修行。
趟过阶层的河流，需要敢于告别舒适的魄力，勇于做关键选择的睿智，也需要善于向时代借力的智慧，对于普通的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应该有放弃努力的那一刻。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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