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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黑马（ID：ihima）
年，电视剧《大江大河》在全国热映，口碑爆棚。这部片子以三个贫穷青年的奋斗历程为主线，观众们透过步步推进的剧情，看着他们考大学、办窑厂、卖馒头、做生意等，一路从底层拾级而上。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迎合了时代的宏伟叙事，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追捧。
津津有味的观众，不应该忽略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普通中国人到底有多少次改变阶层的机会？
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腾飞的四十年，而中国的阶层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革命导师说过：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在铸造伟大时代的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有7次较大的改变阶层的机遇，应该说中国几千年以来，这样高密度的跃迁时机屈指可数。
四十年过去了，昔日的扁平结构如同被篦子犁过一般，早已层级复杂。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宣泄着固化的焦虑，而那跃迁的秘密却逐渐从大众视野里褪去，隐藏在偷摸开工的乡镇作坊、亟待填补的干部断层、双轨套利的薄纸批文、昼夜不停的印钞水闸等看似不相关的历史细节里。
穿越阶层的秘密和方法，是治愈固化焦虑的良药，看得清昨日是如何发生，才能辨得明未来该怎样前行。
第一次：高考归来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年，北岛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在中国历史悠久，这是朝堂和民间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
第二次：乡镇企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邓小平，年
在整个乡镇企业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飞跃期：第一次是~88年，第二次是~95年。到年时，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附加值的的1/3左右，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的崛起还解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问题，“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万到万”。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而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也将成为绝响。
第三次：双轨生意
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骆一禾，年
如前文所述，家庭三大资本中的知识资本和政治资本，在年之前缺乏套现的土壤，但在80年代，政治资本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兑现高潮：价格双轨制套利。
价格双轨制是80年代的一种特殊经济制度。79年后，国家对原材料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允许企业生产自销产品，这就形成了“计划”和“市场”的两个价格。从年提出到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双规变单轨”，价格双轨制只存在了短短数年时间，却催生了一个一夜暴富的阶层：倒爷。
倒爷们利用关系，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供应的批条儿，用计划内的低价买来，再用计划外的市场价卖出，赚取官方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利润，“空手套白狼”。这对于有政治资本积累的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给了他们一种合法的套现通道，他们疯狂地复制这种倒卖，赚取暴利。
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窗口进行套利，在90年代还会发生很多次，甚至直到现在，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第四次：九二下海
40年代全民扛枪，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都想把大款当当。——民谣，年代
资源丰富、嗅觉灵敏的官员们，成为下海的主力，长长的名单包括：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陈东升给他们这群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92派”，根据统计，年体制内官员的下海经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数量至少有15万。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在年前后，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官员也属于知识分子）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年前中国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已经有两个群体中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而“两阶级一阶层”中剩下的工人阶级，需要经历年国企阵痛和年世贸开门，才会成规模地向私营领域转移。在工商鼎盛的年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第五次：资源巨潮
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汪海林，著名编剧
年，加入WTO、城镇化提速、制造业崛起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重化工业进程，中国对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了年，中国的钢消费已经占据世界的50%、铜消费占36%，铝占41%，锌占40%，铅占41%，大豆占24%。
货币对资源价格的上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入WTO后，国家外汇储备从亿突破3万亿美金。以外汇为锚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国内出现货币供给宽松的局面，加速了资产水平价格的上涨。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周期性和资源型行业，煤炭价格完美的享受到了这一波超级红利。
行业黄金十年的起点是年。在这一年，国家发文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蹭蹭上涨，从年的每吨元，涨到了年的元，并在年突破了元。煤炭行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年的不足2%，一直攀升至年的6.5%。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资产价格飙涨。
黑金狂潮下，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城市强势进入大众视野，并贡献了无数关于权谋、香艳、暴力和挥霍的故事。
如果把视野放到全球，这波大宗商品超级牛市里的煤老板以及同样逻辑的钢老板、铜老板、铝老板等，是每一个超级经济体崛起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群体，可以与之类比的是美国19世纪诞生的石油富豪阶层。但由于中国的制度因素，他们的财富额、影响力和活跃度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可类比群体。
所以，随着中国基建周期的临近尾声，以及资源领域持续的“大鱼吃小鱼”，矿产老板们的野蛮故事，未来已经没有重现的可能.
第六次：楼市疯狂
我不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房价大幅下降的情况。——任志强，年10月
年，《温州晚报》选了8月18号这个吉利的日子，组织了多个温州人，挤满三节火车车厢来到上海，花了时间三天狂扫多套房子，豪掷万元。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温州这个三线城市的小圈子里传播着，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踏上北上的火车，6万、0万、1.2亿，不断刷新的金额终于引爆了大众舆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二年，单是《温州晚报》一家组织的购房团，就买掉了上海价值2.5亿元的几百套房子。
现在回过头来看，专业炒房团是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食利者，他们的线索通常来自新闻联播和权威报纸，政策的变化，往往就隐藏在那些公文格式的句子里。
政策的松动始于年。当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这开启了中国的商品房时代，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狂飙猛进，房地产开启了“黄金十年”。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品类资产价格牛市到来了，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而改变了财富地位，也同样有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抛落了时代火车。
从年到年，中国GDP从16万亿增长到64万亿，涨幅4倍，但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涨幅都远超这个水平。当然，房地产的最后疯狂还没有到来。
年下半年，央行再次降息，南方的深圳楼市率先开涨，并逐步蔓延到京沪。年9月30号，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4个月后更是降低到20%，去库存的号角吹响，楼市烈火烹油。到了年，一二线溢出的资金与棚改货币化一道，疯狂地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呈现燎原之势。
如果说之前的房价是从1涨到了5，那么这次就是从5涨到了10，涨幅虽然没有之前可观，但付出的代价却更大：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按揭余额在年突破10万亿，年达到14万亿，16年更是直接达到了19万亿。这些增加的负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压缩居民的消费空间。
应该说，无论是不是炒房，凡是在-年这期间购买了多套房的人，都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足以改变很多人的阶层。
东亚经济圈对房子的热爱有目共睹，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经历过房价疯涨、泡沫、破灭的周期轮回，大陆的群众也未能免俗，并且将房子与择偶等个人生活深度捆绑。电影《甲方乙方》里刘蓓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葛优回答：“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如果按照代际的观点看，出生在-年之前的人充分享受了房地产大牛市的红利。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属于他们的同级别机会，可能还要等很多很多年。
第七次：网络红利
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富翁，年代嫁码农。——民谣，年
水木论坛上曾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北京南城房价远低于北城？一个网友神回复：因为南城是一个程序员到不了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四波创业浪潮：84派、92派、99派和11派。以BATJ为代表的99派和以TMD为代表的11派是典型的“互联网创业家”，这两波创业者都是依托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五次经济周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发展而来。这波技术创新肇始于上世纪90年的美国，千年后逐步转移到中国。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社会阶层的明显变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例如美团上市，近五万员工中，造就了名百万富翁。小米上市，据说工号0以内的都能一把付得起北京的首付了，其中一位没有上海户口的老码农松了口气：万的财富，小孩上学毫无问题，国际学校一年也就才多交30万。
早在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一夜之间造就多个百万富翁，那时候百度只有人。年阿里巴巴上市是当时全球第一大IPO，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市造富运动，不仅让马云成为荣登首富宝座，还创造了上万名的百万富翁，直接大幅拉升了杭州的房价，直逼缺乏互联网公司的上海。
年后，赴美赴港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更是如过江之鲫，众安保险、爱奇艺、B站、映客·、搜狗、阅文、拼多多·····还有排上日程的头条、滴滴、蚂蚁金服……
中国第一波互联网创业者多为60后和70后：马云（64年）、李彦宏（68年）、丁磊（71年）。第二波互联网创业者则多以80后居多：王兴（79年）、程维（83年）、张一鸣（83年）。第一波创业者抓住了互联网普及的红利，而第二波创业者则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红利，
受益的不仅仅是创业者。年，高校开始扩招，计算机专门作为热门专业，吸纳了大量储备人才。高歌猛进的人才培养和互联网公司的腾飞在这20年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双曲线。大量的资本涌入，IT产业化应用的黄金时代，这些都是推升程序员走上社会高收入人群的推手。
程序员阶层的高收入，已经是有目共睹。在号称中国硅谷的海淀中关村，有着全国密度最大的高科技企业，独角兽企业近百家。20多年前，这里荒草丛生，仅仅是北京海淀北街的一个破公共汽车站，房价只有两三千。如今海淀黄庄紧邻中关村三小等重点小学的房子，单价已经逼近10万。
这个价格，早已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任职互联网公司的码农，则成了房产中介最爱的人选。一个拿着热包子，喝着豆浆，穿着冲锋衣或者格子衫，背着双肩包在西二旗挤地铁的码农，很有可能月薪五万+，手里握着价值几百万元甚至更多的股权，秒杀90%以上的北漂。
中国很多行业都享受过过所谓的“风口”，如钢铁、煤炭、地产、金融、电子等领域。但跟这些领域出现的“老板吃肉，高管喝汤，员工苦逼”不同的是，互联网在风口释放的红利更加普惠，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是人才密集型行业，商业模式杠杆高，单位密度产出高，激励制度更加合理。
尽管距离中国人合法拥有财富只有短短四十年，但企业家群体已经有了oldmony和nwmony之分。应该说，崛起过程原罪较少（但不是没有）、创始人履历透明阳光、基础员工收入高企、企业社会形象健康（当然也有很烂的）的互联网行业，就是中国nwmony的代表。
站在当前时间点上，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接近结束，估值泡沫尚待消化，但互联网行业的新模式、新技术、新生态仍然层出不穷。因此，只要中国工程师红利没到殆尽的那一天，通过这个行业实现阶层逆袭的大门，就仍然没有关上。
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七次的阶层跃迁的机遇，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把这其中的方法论总结为：合法通道、制度套利、行业风口和资产红利。
合法通道：目前在中国，通过读书和考试改变命运，仍然是可以走通的模式，高考、考研和考公务员都是成熟的向上通道。这些通道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还是比较依赖个人的智力和勤奋，而且受制于社会舆论，它们的大门会变窄，但很难被完全关闭。
对于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合法通道是他们改变阶层的第一次机遇，应该坚决地抓住。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这样的觉悟，很多人在参加工作后才追悔莫及。
制度红利：过去四十年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制度改革史。这意味着在改革的进程中，总会有短暂的制度红利释放出来。双轨套利是利用了定价机制的漏洞，而乡镇企业和九二下海则是抓住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空白期，实现了企业和个人的原始积累。
中国的制度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制度红利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如农村土地流转、国企改革、垄断行业准入等，当然，它们给普通人参与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行业风口：无论是财大气粗的煤老板，还是待遇优厚的程序员，都受益于自身行业的快速发展。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于两个同样能力的年轻人，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赋予的职业回报往往相差十倍。
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依靠行业红利来穿越阶层，主动寻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跟在一个衰落的行业里摸索折腾，前者的难度会更小，成功率也更高。
资产红利：周金涛说过：十年前你在中信建投找了一份工作不重要，十年前在朝阳门的中信建投证券旁边买了一套房子真的很重要。资产红利是人们在勤奋劳动之外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阶级跃迁通道，至少在过去十几年里，如果不去主动参与，不但无法完成阶层跃迁，甚至还有跌落阶层的风险。
在地产牛市已经临近尾声的时点，普通中国人希望通过资产红利来翻身和跃迁，可能只能寄希望于证券市场的长牛和长红，而像匹凸匹和比特币这种“机会”，普通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综合来说，在不同阶段，各个要素对人发财致富的作用不同。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平均化，考大学填补干部空缺，办乡镇企业填补市场空缺，均能获取最大回报；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下海经商成为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而到了新世纪，选择开始大于努力，资产升值和行业风口变得比个人勤奋重要。
这些改变命运的机遇，大约5~7年会出现一次，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离其中的2~3次非常之近。如果一次都没能抓住，大概率四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抓住一次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抛下；抓住两次，便能大幅提升家庭在社会上的阶层；抓住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国民级的励志故事了。
以许家印为例：年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抓住第1次机遇），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年辞去国企工作来到深圳下海（抓住第4次机遇），年创办恒大专注于房地产行业（抓住第6次机遇）。连续三次踏准节奏，让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
不过在品读励志故事的同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过去四十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多数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其实并没有改变。
从种地的贫寒农民，到富士康的流水劳工，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陋巷的拮据市民，到艰难经营的街边店主，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车间的蓝领工人，到写字楼里的廉价白领，同样也没有改变阶层。普通人改善生活际遇不难，但要改变在社会里的相对位置，几千年来都是一项艰巨的修行。
趟过阶层的河流，需要善于向时代借力的智慧，需要勇于做关键选择的睿智，也需要敢于告别舒适的魄力，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来说，永远都不该有放弃努力的那一刻。
感谢一路上有您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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